陈高华:古代中国与世界(三)

来源:未知 发布于 2021-10-23  浏览 次  

  中国历代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是朝贡制度。朝贡制度早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朝”指臣下觐见君主,“贡”指臣下向君主献纳礼物。“朝贡”是天子与诸侯之间隶属关系的表现。秦、汉以后,中原历代封建王朝将这种关系作为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和域外国家关系的基本模式,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

  按照这种模式,外国使节来华都被视做前来“朝贡”,也就是承认中国统治者为宗主,自己是藩属。外国使节觐见中国君主必须行臣属之礼,他们带来的礼物被视为贡品。中国君主要授予这些国家统治者以各种名号,并“回赐”各种礼品。中国派往外国的使节,其任务主要是册封名号和赏赐礼品,以建立宗藩关系。凡是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中国允许它们前来贸易。“朝贡”关系是一种政治上不平等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长期在亚洲甚至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由此产生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思想。视外国为藩属,以“朝贡”关系为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正是这种“中国中心论”的体现。同时也应该看到,与中国存在“朝贡”关系的国家,中国一般不干预对方的内政,双方和平友好,中国要在经济上给予种种优遇(如“回赐”的礼品特别丰厚),以显示自己对属国的关怀。

  明朝以前的中国历代王朝,在对外关系上都推行朝贡体制,同时允许民间商人彼此往来贸易。明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对外继续推行朝贡体制,与此同时实行海禁政策,不许民间商人出海.并把中国与海外国家的贸易限制在朝贡贸易范围之内,禁止海外非官方商人来中国贸易。也就是说,通过海禁政策将海外贸易全面官营化。海禁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外贸易官营化,从根本上说,正是明初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表现,同时也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带来的结果。明代中期“倭寇”问题基本平息以后,由于国内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对市场的需求扩大,开放海禁的呼声日高,明朝政府不得不做出政策的调整,允许民间商舶出海,也允许外国商舶来华贸易。这种政策的调整,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变化,起了促进的作用。17世纪中期,清朝代明而兴,在对外关系方面,继续推行朝贡体制,同时为了国内东南的反抗力量,在沿海推行更加严格的海禁和迁海措施。这不仅给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禁海和迁海的实行,也阻碍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17世纪晚期,台湾收归版图,清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重新开海贸易。但是它的对外政策仍以“朝贡”模式为指导原则。在政治上,它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其他国家为“朝贡”国,按“朝贡”仪式处理一切国与国的关系。在经济上,它力求将对外贸易纳入“朝贡”贸易的范围之内,在时间、地点、次数上都加以严格的限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以前。

  历史学家通常把清朝政府这种排斥对外交往的政策称之为闭关锁国政策。17、18世纪,欧洲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经济腾飞,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紧紧跟上。它们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不断加快,到处建立殖民统治。人类历史进入了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进入了经济国际化日益明显的时代。在这个世界性大变化的时代,清朝统治者仍然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闭关自守,拒绝变革,使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的距离不断拉大。闭关锁国加剧了中国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9世纪40年代,终于抵挡不住英国的军舰大炮,被迫打开了大门。中国历代王朝都设有管理“藩属”事务的机构,“藩属”中有境外国家,也包括国内边疆民族。秦朝称典客,汉朝称为大鸿胪,魏、晋沿置。南北朝时期,省去“大”字,称为鸿胪。唐朝在礼部下设主客司,另有鸿胪寺,共同负责藩属的朝贡事宜。宋朝设鸿胪寺、礼部主客郎中,负责接待藩属使节,另设客省,掌管与朝贡有关的各种事务。辽朝亦设客省,职责与宋相同。金朝礼部职责之一是掌管诸国进贡之事。元朝在礼部下设侍仪司,负责外国朝觐之礼;又设会同馆,接待前来朝贡的藩属使者。明朝沿袭前代的制度,由礼部负责涉外事务。礼部下设主客部,具体管理诸蕃朝贡接待给赐等事;又有行人司,设行人,担任出使外国的使节。另有鸿胪寺,负责外国使臣觐见事宜;光禄寺,负责外国使臣饮食;会同馆,接待前来朝贡的使者;四夷馆,负责翻译外国和少数民族文字。②清朝与明朝大体相同。礼部下设主客清吏司,负责四裔朝贡封赉朝贡等事;又有会同四译馆,系将会同馆和四译馆(即明代的四夷馆)合并而成。另有鸿胪寺、光禄寺,职责与前代一样。此外,清朝设有俄罗斯馆,隶属于理藩院,这是前代没有的③。可以看出,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对国外交往事务的管理机构,都是按朝贡体制的要求设置的。17世纪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国际关系逐步形成,外交工作在政治生活中日益重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设立外交部,处理有关事务。清朝政府对于外部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仍然因循守旧,沿袭前朝的制度。在西方列强来叩中国大门时,便陷于左支右绌、难于应付的境地。

  历史上的对外贸易,可以分为陆道和海道两个方面。历史上陆道对外贸易的管理,记载不多,不大清楚。海道对外贸易的管理,有很多记载,比较清楚。至迟从唐朝起,已经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官职,称为市舶使。宋、元、明三朝,都在对外贸易的各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作为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清朝开放海禁后,在各重要港口设立海关,后来限于广州一处。当时的海关,其职能与市舶司是大体相同的。与此同时,还制订了各种海外贸易的管理措施,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征税。宋、元时期主要是实物税(“抽分”,按比例抽取一部分货物)。明、清二代主要是货币税,明代有“水饷”(按船大小征收)、“陆饷”(按货物贵贱征收),清朝有“货税”、“船钞”和“规礼”。(2)手续。商船出海要向市舶司申请,市舶司发给凭证(“公验”),方许出海,否则便是走私。回港时货物要经过严密检查。(3)禁止若干项目出口,主要有武器、铜钱、人口等。元代一度禁止金银、粮食和丝织品出口。清朝曾明令禁止鸦片进口。海外贸易的税收在历代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由于政治的腐败,贿赂公行,加上其他社会因素,导致沿海走私盛行,武装走私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各种规章制度很难得到执行,大量海外贸易的税收流失。

  唐、宋时期,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增多,不断有外国人前来中国,有的就在中国安家落户。他们往往集中居住在某些地方,例如唐代波斯人、大食入主要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扬州、广州,新罗人则在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登州(今山东蓬莱)等地;宋、元时期,波斯人、阿拉伯人主要居住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还有许多来自南海诸国的商人、水手,也在广州、泉州等处居住。当时把来自南海(包括波斯、阿拉伯)的外国人称为“蕃客”,凡在中国出生的“蕃客”后代,则称为“土生蕃客”。宋代广州有蕃坊,是“蕃客”集中聚居的区域,其他一些港口城市亦应有类似的地方。蕃坊的形成,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无疑与政府为了便于管理、禁止“蕃客”在城中与中国人杂居有关。蕃坊中有蕃长,由政府从“蕃客”中选择有威望和影响的人物担任,管理蕃坊的日常事务。蕃客触犯刑律,由地方官判决,轻罪交蕃长处罚,重罪则由地方政府执行。到了元代,对“蕃客”不再有限制。明、清两代,外来的侨民为数很少,已不再引起政府的注意了。

  唐、宋以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国人到海外谋生的不断增多。到了明、清二代,东南亚各地,到处可以看到移居的中国人,即华侨。此外如日本、朝鲜,为数亦相当可观。对于这些侨居他国的百姓,明、清二朝政府都采取歧视的态度,不闻不问,漠不关心。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西班牙人在吕宋(今菲律宾)惨杀华侨二万多人,清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华侨近万人,以及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排华事件,明、清政府几乎都没有作出反应,听之任之,以致西方殖民者气焰嚣张,变本加厉地排斥压制我国侨民。明、清政府的这种态度,并非偶然。在它们心目中,外出谋生的都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这种歧视的态度,给海外华侨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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